雨燕直播,NBA直播,世界杯直播,足球直播,台球直播,体育直播,世界杯,欧洲杯,苏超直播,村BA直播,苏超联赛,村超,村超直播清末民初，全国各地前后建有大小十多家“仁济医院”。这些“仁济医院”可以说全部都有西方教会背景，其创办人不管是外籍还是华裔，资金来源、创办动机多与西方教会有关。只有广州河南的“仁济医院”，是唯一一家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创办，且没有教会背景但以“仁济”为名的慈善医院。

　　这家在河南（现海珠区西北部）的仁济医院，又称河南仁济留医院，是清朝末年由河南桥内外七十二（乡）坊众捐资设立的慈善医疗服务机构。

　　河南仁济医院始建于1889年（光绪十五年），比城西方便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还要早十年，最初名称为仁济医局，设在靠近珠江边的鳌洲大街（有资料说是鳌洲正街十号，现南华西街辖内），赠医施药。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在河南龙尾导（现在多称为龙导尾）购地拓展，至1910年（宣统二年）建成面积宽敞、采光充足、空气流通的园林式规模，称为仁济留医院。因地处郊外、占地颇广，附近田野风光、河涌池沼，极其适合疗养用途，同时提供免费留产、疗病服务，及施棺安葬等善举。

　　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全院建有病室96间，能容纳百多病人同时留医。现代《海珠区志》、《海珠区卫生志》均确认其为海珠区历史上首家建立的医院。而医院所在的龙导尾院址，因其“仁济医院”名声显赫，街道名称也随其而起，称为仁济直街，医院面对的河涌也曾经称为“仁济涌”。

　　说起河南仁济医院的创办，不得不提的是河南富豪善绅潘佩如（潘宝珩），就是那位十三行首富潘振承的后人、也是广东公医学堂（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前身）创办人之一。诚然，河南仁济医院的创办是当年河南一批富绅带头捐资设立，为桥内外七十二坊众服务的慈善医疗机构。这批富绅的全部名单已经难以考究，零星的记录下来包括有黄深（森）汉、何菎汉、蔡鉴园、江霞公（江孔殷）、冯小襄、陈炎庭等，但毫无疑问潘佩如在其创立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社会上名气也最大。

　　由于其他大部分的“仁济医院”都是西方教会或有关教会人士创办，自然是以西式医学为根基，建立伊始就提供西医服务，并不设中医中药。而河南仁济医院恰恰相反，在创建最初的二十多年里，纯粹依靠中医、中药服务大众，是唯一一家以中医中药起步的“仁济医院”。

　　或许是潘佩如的因由，1915年广东公医学堂（已改名广东公医医学专校）遣派学生到河南仁济留医院实习，医院董事因应“人心之趋向，社会之需求”，决定分设西医部，添设西医问诊。自此河南仁济医院才有了西式医学服务，并提供接生、种痘等，以及一系列面对贫苦大众的免费医疗、善后服务。

　　河南仁济医院一直由河南七十二乡富商、善绅的慈善捐款维持运作，医院日常经费则以早期善款购置下的产业（包括房产、田产等）产生收益、年度捐款支付。随着时代更迭、人事变迁，医院的运营状况也几经起落变化，有高峰有低谷。

　　从开始创办，至提供中西医疗服务、救困济贫和施棺善后服务，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前，依靠河南七十二乡富有商绅的支持，河南仁济医院达到了一个理想慈善机构的状态。慈善工作有中西赠医施药、留医留产、施茶施粥、施衣施棺、安葬义山及赠种洋痘等项，……凡河南全岛环桥内外七十余乡，贫民之疾病死亡，皆待以为缓急之备，故有“河南方便医院”之称（1935年《广州年鉴》语），成为服务河南（海珠区）地区贫民大众主要的慈善医疗机构之一，在华南地区享誉一时。

　　广东公医医学专校学生助理仁济留医院添设西医部。《中华医报》，1916年1月

　　但随着早期一代慈善富商董事的离世故去，医院筹措善款乏力，坐落在龙导尾仁济直街2号的院舍失修，医药服务开始断续停赠。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曾经被粤军借用成为后方医院，由著名医学博士李其芳担任院长。不久恢复了服务河南民众的慈善机构，赠医施药、救助贫困宗旨仍不变，但医疗服务规模略有缩减。

　　河南仁济留医院也是最早一批注册慈善机构。《广州民国日报》，1930年3月21日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因旧有董事会管理结构先天不足，业务废弛，医疗服务停滞，医院运作陷入困境，广州市社会局曾经打算借用其部分（后座）房舍，改建成为河南的平民宿舍。

　　第三平民宿舍拟定在河南仁济医院新闻。《广州民国日报》，1933年7月15日

　　此议一出，河南各乡人士皆极力反对，因为假如改变用途，失去河南仁济医院的慈善赠医施药服务，本地大量的贫民百姓将失去一个免费医疗依靠，社会矛盾将日趋凸现，于是纷纷进言当局改变想法。

　　河南坊众请另择地建第三平民宫的新闻。《广州民国日报》，1933年7月25日

　　广州市社会局随即召集河南各区各乡人士开会议决，设立委员会重新整理河南仁济留医院的业务，以期恢复院务，复兴旧观。于是河南各乡团体民众纷纷行动，组成“整理委员会”，发出成立“本地公立慈善团体”的号召，征集赞助人，号召各界捐款，“恢复留医留产，以惠贫病”。短时间内，先由“整理委员会”各委员筹垫款项数千元，恢复施药。有见及此，社会局当局认为河南仁济医院本来“为河南民众所公建，今既经公意整理，恢复留医，以利贫民，似应乐观厥成，当经函复照准，免予借用”。不过，当局限定“整理委员会”六个月内恢复留医服务，并将旧的“仁济留医院董事会”结束，重新选举新的董事会运作医院。

　　结果“整理委员会”成员积极进行整理工作，举行募款，修葺房屋，聘请医生，很短时间内已经恢复赠医施药，同时增加医院设备，拓展医院服务范围。在医院经费有着、院务负责得人的情况下，一切恢复工作进展顺利，未及六个月时间，已经恢复了留医服务。足见该整理委员等之勇往任事，整理有方，及赞助人对于慈善事业之认识与尽力，故能使河南最大之慈善团体，于短期间更新复兴，为河南居民造福（1935年《广州年鉴》语）。

　　1934年5月，第二届河南仁济医院董事会选出，包括易洲舫、何筠选、冯伯越、陈少蕃、谭润秋、黄莺生等十一人当选。5月13日，董事会宣誓就职。医院也从原来的私立性质，改为河南各区坊众的公立医院。

　　河南仁济医院再次恢复以往的风采，惠及河南区域的贫民大众，成为当时河南地区最大的慈善团体。仅免费赠医施药、救助贫困而言，与河北的城西方便医院并称一时！

　　或许是总结了初创阶段管理结构的弊端，也借鉴了其他成熟慈善机构的优点，期望可以持续为医院带来新活力与新资源，本届董事会设计的任期是一年。期间为发动普罗大众参与支持医院运作，组织了多场演剧筹款活动，同时积极响应、辅助政府举办的救灾善举，扩大医院影响力。

　　但是医院董事会一年任期的设想，却在现实中执行得并不顺利。虽然医院在一年后的1935年5月，召集董事们召开新一届改组会议，但最终却不能在当年达成新一届董事会改组。

　　虽然如此，面对日益增多的贫苦大众需要免费诊疗服务，以何筠选为首的董事会仍然想方设法增加医院收入，用以支撑不断增大的日常经费、延聘医师，甚至提供二十四小时服务，尽力照顾贫病。

　　诸多阻滞延至1936年末，第三届河南仁济医院董事会才成立。12月7日，董事会举行就职典礼，其人员名单如下：

　　董事：李德轩、梁汉台、何筠选、伍保安、谭电如、林慧如、马维骃、梁定慧、梁子麟、谭润秋、梁治平。

　　新一届董事会就职后，决定增设更多病房以满足贫民免费留医留产，同时聘请更多义务医生主动派出去河南各乡，送医上门，扩大赠医施药的范围。面临最迫切需要进行的活动就是参与社会局组织的冬赈活动，提供庇寒场所、施粥施衣等等。

　　半年后，全民抗日战争爆发。为响应政府号召，发动后方民众参与救亡工作，河南仁济医院举办了救护训练班，以备担任非常时期的救护工作。有近一百三十人参与了专业培训，每期学员在经过几周的卫生专业训练后，即被组织北上担任救护工作，支援各地抗战。

　　1938年6月，日寇大肆空袭广州，造成大批广州市民伤亡，河南仁济医院除了提供病房场所积极安置受伤人员外，还与同在河南、以烧伤科著称的红十字会医院紧密合作，参与救治市民的工作。

　　日寇空袭广州，河南仁济医院临时改设救护伤员新闻。《中山日报》，1938年6月13日

　　广州沦陷后，民众四散逃离，河南仁济医院董事会以及医院的大部分人员也不例外。没有了管理层作为主心骨支撑大局，以致院务荒废，设施毁坏，医院服务、规模一落千丈！虽然院舍也曾作为逃难人员的临时避难所，也曾经举办施粥赈济活动，接济陷于苦难的同胞，但始终经费捉襟见肘，无济于事！1941年初，医院基本停止免费赠医施药与收容病人。

　　1945年初，由商人陈沛基领衔的有关人士，联合少部分沦陷前的董事会成员，在当时汪伪政权的管治下，重新成立董事会打算恢复赠医施药。这次成立的董事会名单如下：(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均缺席，无一留任)

　　新董事会此时借着经费筹措无着的理由，却打起算盘将龙导尾仁济直街2号原院址拆卸并开投出售。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此事马上就引起轩然，河南七十二乡人士认为此举损害乡人利益，呼吁政府和社会关注，停止有关出售院舍的行动。

　　河南七十二乡人士请保存仁济院址。（汪伪）《中山日报》，1945年3月22日

　　但以陈沛基为首的董事会一意孤行，在当年的汪伪政权管治下，混乱的社会形势也最终未能阻止售卖行动，河南仁济医院于是失去在龙导尾仁济直街2号院址地盘的所有权，其余市内用作收租支撑运作的房屋也逐渐被人侵吞。当然，为了将河南仁济医院的招牌保持，陈沛基等转而利用河南鳌洲金花庙作为新的院址继续经营。

　　仁济医院举行施粥新闻，总部已改为河南金花庙。（汪伪）《中山日报》，1945年2月25日

　　幸亏几个月后抗战就结束了，陈沛基因为在沦陷时期参与汪伪政权有关的商业、社会活动，被认定为涉嫌汉奸。当时陈沛基等仍然以鳌洲金花庙作为院址经营河南仁济医院，聊以应付河南民众免费医疗需求，免受社会人士的责难。但这时候的河南仁济医院已经不复当年气势，院务不振，服务规模极小，并未能满足河南贫苦民众的医疗服务需求。

　　随着战后社会逐渐恢复正常，广州市社会局也开始整顿社会上的慈善团体。新成立的“河南仁济医院整理委员会”由部分战前的董事会成员回归，加上当时战后的社会贤达，政府社会事务督导员等组成。适逢陈沛基由于涉嫌汉奸行为而潜逃香港，“整理委员会”遂向敌伪产业处举报查封了陈在广州的财产，籍以弥补河南仁济医院在沦陷时期的损失，并控诉其侵吞龙导尾仁济直街河南仁济医院2号院产的罪行。最终陈沛基被起诉，“整理委员会”代表河南七十二乡人士向政府有关部门寻求判决，索回龙导尾仁济直街2号院址地盘经营河南仁济医院。

　　从1946年9月起，“河南仁济医院整理委员会”开始着手举报陈沛基、讨回龙导尾院址、并筹备成立新董事会，经历了几番周折！曾经因为陈的原因，在龙导尾仁济直街2号的院址被作为“逆产”查封。“整理委员会”代表河南七十二乡人士向政府据理力争，督促有关政府部门根据历史渊源、医院运行的历史事实，重新对有关院舍测量判定。法庭几番拉锯，最后以伪董事长陈沛基落网、被控以盗卖善产、拆毁医院的罪行后，终于将已损毁的龙导尾院址判归河南仁济医院。

　　随后“整理委员会”积极联合河南各区各乡人士，召开河南仁济医院同仁大会，投票选举新的董事会。其间河南仁济医院仍然有提供免费赠医施药服务。根据1948年7月的报告，当时医院有员工22名，因为院舍所限（暂借用鳌洲金花庙）未能恢复留产、留医服务，不过也多次举办救济施饭、救饥庇寒、免费种痘等等活动，持续服务河南地区的贫民大众。

　　历时两年多，1949年3月，由河南各区各乡士绅、富商、耆老组成全新的河南仁济医院董事会正式选出。

　　董事会成员：李大同、李德轩、李寿南、卫百揆、谢绍博、林日如、梁继焜、罗雪甫、崔树德、罗昌、卫普源

　　随后，新的董事会开始展开恢复河南仁济医院的有关工作。筹措未来营运资金、修复收回的龙导尾仁济直街2号院舍、日常免费赠医施药（据记录每天有超过一百个街症）等等。除了希望尽快修复原有院舍，恢复留医服务之外，同时筹划未来医院的业务包括：安老、育婴、育幼、残疾教养、习艺、妇女教育、助产、施衣、施粥、施粮、施衣物、施钱、平粜、贷款、掩埋等等。

　　但时局变化很快，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新的董事会并未能施展拳脚、大肆发展。败退的兵也曾经擅自闯入、占用医院，以致影响了医院日常赠医施药的运作，10月份，广州解放了。随着新的广州人民政府成立，董事会内有大部分的人员，因为政治身份的原因很快离开了广州，从此整个河南仁济医院的资金筹措更显困难，日常运作已经举步维艰。既然自身无法继续营运，医院的出路只能是被合并，或者收归国有。

　　河南仁济医院被并入红十字会医院的传闻。《香港工商日报》，1950年9月1日

　　救困扶危六十年、承载着河南七十二乡人士扶贫济世情怀的河南仁济医院最后归宿如何？有两种说法：一是传说被红十字会医院收并，成为红十字会医院的分院，不过这种说法似乎不被红十字会医院接受，在其院史介绍里并无相关说法。另一传说成为海珠区妇幼保健院前身。二是因为河南仁济医院属于慈善团体，所以在1954年被划入广州公益社团联合会，人员遣散，院舍收归国有。我们曾两度前往广东地方馆资料室查阅相关广东卫生志，也在广州市地方志馆查阅广州地方志(卫生卷)，均未搜索或发现相关河南仁济医院最终结局只言片语，现只能遗憾作本文结语。